《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美]珍妮·吉耶曼著，谭阳译，格致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353页，88.00元

珍妮·吉耶曼（JeanneGuillemin）教授所著《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HiddenAtrocities:JapaneseGermWarfareandAmericanObstructionofJusticeattheTokyoTrial）201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是继《死亡工厂》（FactoriesofDeath:JapaneseBiologicalWarfare1932-45theAmericanCover-up）之后，西方学界又一部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展细菌战争实验与实践历史的专著。今年年初，本书中文版面世，为国内读者带来了围绕细菌战这一课题更为多元、丰富的见解。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部分东京审判文献的支持，《隐匿的暴行》选取了与《死亡工厂》不同的视角，并不以细菌战实施的具体过程作为主要探讨对象，而是着力展现细菌战的罪行如何在战后同盟国的追责中一度被揭开一角，继而又遭到掩盖的经过。故而本书的叙事以东京审判的行进为主要时间线，围绕着庭审前后、法庭内外两班人马的行动展开：一方面，自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抵达日本之时，随行的情报科（G-2）即开始了对日本生物武器研发科学家和相关成果的秘密调查，1945-1947年间形成的《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和《费尔报告》对这些成果之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持续评估；而另一方面，正在筹备日本战争罪行起诉工作的国际检察局（IPS）获知细菌战罪证线索后，即刻派员赴中国不遗余力地寻找证据，尝试将宁波和常德地区战时发生的鼠疫与日军生化部队的行动联系起来，以便在不久后的庭审中能提出指控。

国家利益与司法正义，情报人员与检察官们秉持着迥然不同的行动原则。

来自美国的助理检察官萨顿等人在中国之行中获得了关于细菌战“有力的间接证据”，但仍然缺乏像南京暴行那样的铁证，一时无法立案。等他们回到东京，提出对石井四郎等核心人物进一步讯问时，却遭到了意想之外的阻碍：“除非在盟军总部G-2情报科助理参谋长（查尔斯·威洛比）的事先授权和直接监督下，任何国家的代理机构都不能在日本对日本或其他敌方外国人进行审讯。”与此同时，苏联检察小组带来了活动在哈尔滨平房地区的731部队的情报，他们同样希望进一步讯问身处日本的石井四郎等人，并借由东京审判的机会充分揭发细菌战罪行。而情报科除了警告处于自己监督和保护下的日本科学家不许透露任何“重要”信息之外，也成功迫使苏联检察官在审讯中不得涉及战争罪行指控。最终，一条来自美国三省协调委员会的指示最终抹去全面调查细菌战案件的所有可能，因为“相比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日本的细菌战资料远比追究战争犯罪重要”。直至1975年，美国才正式承认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日本细菌战资料究竟对美国如何发挥价值，《隐匿的暴行》虽未仔细着墨，但《死亡工厂》作者谢尔顿·哈里斯已坦率指出：美国方面受到了石井等人的彻底蒙蔽，过分高估了这些资料的价值，“与从石井及其他细菌战专家买来的资料的价值相比，美国在荣誉和国格上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然而，受到损害的何止美国的国格和名誉。宁波和常德的可疑鼠疫以及哈尔滨死亡工厂里的受害者们，除了萨顿检察官唯一的一次在法庭上的简短汇报，再未有机会出现在东京审判这个舞台——没有证据，没有辩论，没有真相，有的只是沉默。

指出细菌战问题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审理，并将原因归结于美国政府授意的，吉耶曼并不是第一人。1983年，东京审判的荷兰法官勒林就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日军犯下对俘虏进行细菌试验的令人震惊的战争罪行。这一事件却在东京审判中一直保密……美国期望得到这一通过丑恶行径并且花费巨额资金，牺牲数千人命的犯罪实验结果……最终约定不将犯罪事实提交至法庭。”此后，哈里斯、粟屋宪太郎等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

相比之下，吉耶曼的叙事没有一开始就从国家、政府、政策的宏大视角切入，而是通过描绘和展现具体的个人——如威洛比、麦克阿瑟等人的心理和行为——来呈现美国情报机构如何包庇涉及细菌战的日本科学家。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体会他们与政府相匹配的行动逻辑。换句话说，暴行的隐匿无法全由个体主导，而取决于某个集体意志的行动。整个事件的背景则是美苏两个大国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短暂合作然后迅速冷却的关系，以及伴随而来的军事角力。

正如书名副标题所示，“细菌战”并非本书的唯一论题。从第三章至第八章，吉耶曼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东京审判本身：从法庭运作的组织架构到国际检察局的人事关系；从前期的取证、备审、开庭到审理、判决以及审判结束后的种种余波。在第四章“取证中国”中，作者着力描述了萨顿等人陆续取得南京暴行和日本在中国推行毒品和经济侵略等罪行的证人的经过。与之相呼应的，在第八章“战争罪行”中又详细讲述了检方如何通过这些证人证据将日军的种种暴行曝光于世。“揭露”和“隐匿”的双线叙事造成一种鲜明对比。也许作者正是想通过对已曝光暴行的不吝笔墨，来提醒读者被人刻意隐藏的事件如何走向历史暗处。

其实，不仅东京审判不曾审理细菌战一案，由各国自行组织的BC级战犯审判同样难觅细菌战或是人体细菌试验相关案件的踪影：美国的横滨军事法庭曾审理活体解剖美国飞行员并进行人体试验的案件，但并未涉及细菌试验。而且该案被告是九州大学的平民医生，并非日本军人。苏联的伯力审判虽然将细菌战作为主要的审理内容，然而这场审判在西方语境下往往被定性为冷战背景下的政治宣传，事实和真相反而退居二线。中国是东亚战场上最大的受害国，承受了来自侵略者骇人听闻的种种暴行。而从已披露的档案来看，国民政府战后设立的十个日本战犯法庭并未涉及审理人体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罪行。相较之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的对日战犯审判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细菌战情报，系日军1855部队官兵回忆投放细菌及人体试验活动的口供。

在上个世纪的两次残酷大战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希冀以国际审判来预防大战的再次爆发。通过揭露战争罪行，即惩罚战争发起者，更为不能发声的受害者代言。然而，由多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有其无法避免的矛盾，即普遍正义的实现和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将罪行与利益交换，无疑是对司法正义的损害。使受害者无法发声，更是一种再度加害。同时也贬低了法庭本身被赋予的“教育”功能，影响了对战争责任的全面认知和自省。

东京审判研究的资深学者粟屋宪太郎教授曾提出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免责过程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例如：“在战争中中国政府那样努力地去揭发，为何最后同意免责？”关于这一点，本书给出了一个解释：“如果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民主堡垒，那么中国（国民政府）就只能通过维持友好的睦邻关系而从中受益。这样一来，中国（国民政府）就希望能快些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且早日跟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可惜的是，这一论述所依据的中文文献并不恰当，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在利用中文文献上还存在一定局限，这也提示了中文世界的研究者未来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不过，《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对英语文献的利用，仍然为推进细菌战研究做出了独有的贡献，加之作者非常善于刻画人物——书中季南、萨顿、莫罗、威洛比、石井四郎等人性格极为鲜活，他们在法庭内外的交锋也显得尤为生动和激烈，这些都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得益于译者的功劳，这种引人入胜的叙事风格也原汁原味地体现在了中译本里。因此，本书不光是对国内细菌战研究的助力与参考，也是普通读者了解和学习这段历史的好读物。